(1992年薑濤被分配到安定醫院時,在北京東城長大的他甚至不知道這座醫院地址在哪兒。攝影_邵欣)
  (安定醫院的副院長李占江回憶,八十年代剛工作時,很多人知道他是精神科醫生,會問“你們在那裡待的時間長了會不會得病?”攝影_於東東)
  記者_許智博 北京報道
  再過三個星期,妻子就將分娩,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的住院醫生付冰冰退掉了在東二環保利劇院後面租的房子,將家搬回了自己去年在通州買的房子。從那裡到他工作的安定醫院,無論選擇什麼樣的交通方式,時間都差不多是之前的三倍,這對於早上七點鐘就要趕到病房的他來說,意味著起床時間要提前好長一截兒。
  因為高考志願上填了“服從調劑”,付冰冰被醫學院調進了剛剛成立的精神病學專業。他曾希望通過考研轉到神經內科,但考研失敗將他“推”進了安定醫院,在2009年8月進入了住院醫生的“五年培訓計劃”行列,成了病人眼裡的“小大夫”之一。
  今年是安定醫院的第100年,也是付冰冰來到安定醫院的第五年,明年初他如果通過院里的“第二次大考”,將升為主治醫師,邁出所有醫學生職業生涯的重要一步。今年10月,差不多在孩子降生的同時,在職研究生課程也將開始,付冰冰沒有陪產假,他去年靠值夜班和加班攢出了四十多天假期,但最後能使用多少,“還要看病房的情況由主任批”。
  作為中國近兩萬名精神科醫生的一分子,在職業生涯初期,付冰冰也許還尚未像他的前輩們那樣,嘗盡精神科醫生的人生百味。如果說精神病人是這個社會裡邊緣人群,那麼精神科醫生在醫療體系中也是對等的弱勢群體。他們職業生涯與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滿風險,備受偏見,多獲得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們身後的社會萬象。
  “時間長了會不會得病?”
  之所以很多人“被動地”成為精神科醫生,與這個職業備受偏見有關。中國的精神科專業醫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這裡是“瘋子”的聚集地,是“無法理喻”的危險空間。
  安定醫院的副院長李占江回憶起八十年代剛工作時,他經常對陌生人掩飾自己的職業:“很多人知道我是精神科醫生,甚至會問我,你們在那裡待的時間長了會不會得病?”
  相比普通人看待這個職業異樣的眼光,同行們的偏見可能更讓精神科醫生們難過。1992年臨床專業畢業的薑濤被分配到安定醫院時,在北京東城長大的他甚至不知道這座醫院地址在哪兒。那時他有時面對大學同窗,也難於啟齒自己做了精神科醫生:“我們那會兒去北京市衛生局開會,主席臺上點名問‘安定醫院的來了嗎’,其他醫院的醫生們在底下就先會笑成一片。”
  除了偏見和歧視,工作強度大、風險高、待遇低同樣也是讓年輕的醫學院學生們“躲避”精神病學專業的客觀原因。付冰冰說,“誰都知道,收入上內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內科。”
  做住院醫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從周一到周六,早上八點到病房,名義上晚上十點下班,但寫完每天的醫囑、給一些病人開完睡眠藥,離開醫院一般都十點半了。晚上十一點回到宿舍,洗洗涮涮,十二點就得趕緊睡覺。
  在安定工作滿兩年後,付冰冰通過了院里“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門診的資格。作為國內少數幾個擁有三甲資格、唯一一個有著百年曆史的精神專科醫院,安定醫院的門診樓連大廳里天天人滿為患,偶爾有患者躁狂發作,人們才會躲避、擠讓著為他閃出一條路來。二樓的各個診室門口,站在走廊里、坐長凳上排隊候診的人同樣擁擠不堪,為醫生送病歷的護士也只能抱著牛皮紙的袋子,在人縫兒里側身扭過。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鬱門診,與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診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個號。他們將門診的工作分為兩種:為來開藥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為首次就診的病人看病叫“寫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這邊詢問著病人的情況,那邊就不斷有著急的病人推門、探頭,一些掛不上號的病人更是會徑直而入,要求他給“加個號”。在每個病人四元錢的掛號費裡面,醫生只獲得八角的報酬。
  更多的工作時間,付冰冰是在住院樓九病區的值班。在那裡,七八個年輕的醫生“糗”在一間不到十平米的空間里,一人起身走動,別人就要挪動屁股下的轉椅給讓出一道縫兒來。像付冰冰這樣的“住院醫”,每個人要負責十位左右的住院病人。新病人住院當天,他們最短要用四十分鐘的時間,耐心向家屬詳細瞭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家庭關係、社會關係,再把這些情況逐字敲進電腦,存檔進電子病歷。有時趕在他值班時一天新來五六個病人,那就連飯都顧不上準時吃,遇到躁狂癥狀的病人,被抓傷也是常事兒。
  在住院樓的另一端,即便是作為八病區病房主任的薑濤,促狹的辦公室的空間也僅僅容得下兩個人轉圜。
  “我們精神科醫生比別人節奏慢多了,你看綜合醫院急診的24小時住院醫,那來的可都是急茬兒。”薑濤半調侃著為自己尋找著一點“優越感”。事實上,薑濤來到安定醫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強度幾乎沒有變過。每天早上七點開始查房,十點才能坐回椅子上歇會兒。
  與專門治療抑鬱症的九病區不同,薑濤負責的八病區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癮和酒癮等更具攻擊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會陷入幻聽,將醫生當作特務,而自己是國家安全人員,跟蹤醫生。這對醫生來說就是一種可能被襲擊的機會。”薑濤說。這裡的醫護人員,要懂得在病房裡保護自己,不留給病人襲擊的空間。曾經有護士靠在椅背上午休時被病人用毛巾勒住了脖子,幸好被另外一個清醒的病人救下;也曾有幻聽的病人對懷孕的女醫生說:“我想看看你的肚子里是什麼”,醫院知道後只能安排女醫生放假。
  作為病區主任,病區里六十四張床位上的病人情況他都要掌握,若有疑難雜症,他要花時間協調院里其他科室的專家共同會診。在做病區主任的同時,薑濤每周還要出兩天的專家門診,其中一天是周六。他看門診時間一般都比別醫生多出一個多小時,一天看下來的病人在一百名左右。還有一些病人會找到他的聯繫方式,把電話打到他的家裡。同樣在安定醫院做了二十多年護士的妻子對這種情況非常生氣,但他還是會耐心把電話接了。“很多病人都是從外地來的,我今天少看一個號,病人和家屬就可能要在北京多耗上好幾天。”薑濤這樣解釋。
  與綜合類醫院不同,安定醫院的醫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中午不能外出。“因為護士在中午有一輪查房,出現情況需要醫生隨時處理。”付冰冰做住院醫生的第三年時,按照規定去北京另外一家三甲醫院內科“轉科”,中午時科室主任會經常帶著自己部門的人去外面吃飯,“這在安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拒絕了誘惑,未必就不迷茫
  作為醫生,付冰冰會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會有些優越感,但偶爾也會因為自己的收入正被同齡人越甩越遠而煩惱。“你知道嗎,我其實前兩天剛受過一次打擊。”付冰冰掰著手指頭說,“前一陣,親戚家裡一個學管理專業的妹夫,工作五年後跳槽去萬達搞電商,薪水已經比我們病區主任都高。可我們從‘住院醫’到‘主治’,再到副高、成為‘專家’,就算順利,也至少需要十一年的時間。”
  至今,安定醫院在北京醫管局下轄的二十一家醫院里依舊算第三檔,即便是護士,收入也比普通綜合醫院低很多。
  2014年安定醫院計劃招二十個醫生,最終只招到了十二個,缺口達40%。李占江培訓出來的心理學醫生與醫院其他科室的醫護人員一樣,流失率很高,“最近一年,我們培訓出來的心理學博士就走了三個。”
  安定醫院培訓的心理治療師為一個病人做五十分鐘的心理咨詢的價格三十塊錢,一天頂多做六個病人。而目前社會上的心理咨詢行業,即便是“練級”的心理醫生,收費也是安定醫院心理咨詢師的十幾倍起。
  與低收入對應的是高風險,這點在薑濤的職業經歷里最能體現。做住院醫生第二年,他被“轉”回當時收治重症病人的北鑼鼓巷院區。平素,在這裡值班的醫生只有一個,遇到緊急情況只能自己處置。一天晚上,一位病人產生了幻聽,對同屋的另一個病人又是椅子砸、又是開水燙,薑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發病的病人,將受傷的病人帶到另外一間病房處理傷口,燈一亮,旁邊的年輕護士先被病人的慘相嚇得暈了過去,最後他只能先掐醒了護士,再自己單獨處理病人的燙傷和外傷。
  也是在這裡,薑濤第一次被病人襲擊,一個高他一頭、身體強壯的女病人因為抗拒住院,掙扎時一拳打飛了他的眼鏡,他的眼眶腫了好久。
  “當時的工資條上,有一個欄兒里寫著一塊錢,我開始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錢,後來老醫生告訴我,這就是精神科醫生的行業風險補貼。”薑濤說,“現在好多了,補貼已經變成保險了。”
  也是那一年,薑濤每月的工資“翻了一倍”,可以拿到二百元。當時一批國外藥企進入中國,他的很多同學都去做了醫葯代表,同學聚會,一位在藥企的同學給他看一張一萬四千元的工資條,讓薑濤來公司跟著他乾,薑濤回家思前想後,還是拒絕了:“雖然說做藥代也是體現了一種價值,但我覺得,它跟我最初選擇學醫想實現的價值還是不太一樣。”
  拒絕了誘惑,未必就不迷茫。住院醫生的工作遠沒有多年後一個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女詩人筆下那麼快樂和詩意,“很多衰竭的病人一年也不會跟我說幾句話”,枯燥得讓薑濤覺得“沒勁透了”。在休息的周日下午,他經常“騎著破自行車在皇城根兒那塊的衚衕來來去去,懷疑自己是否在浪費青春”。
  當時,“廣院”(北京人對北京廣播學院、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的簡稱)一個得抑鬱症的女大學生在他的督導治療下,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恢復、出院,順利畢業、分配工作。她的父母特地來到醫院,向他表示感激之餘,娓娓道出一個讓他震驚的事情:原來女兒抑鬱時恰逢夫妻二人年前雙雙下崗,絕望的二人甚至已經買好了農藥準備帶女兒一起自殺就此了斷。正是爺爺奶奶堅持將孫女送到安定醫院,讓女兒順利畢業獲得了一份好工作,也讓這一家得到了喘息和轉機。這個故事讓當時的薑濤第一次感到了職業成就感。
  回憶過去,薑濤會感慨:“精神科醫生是個得坐得住冷板凳的職業。”二十二年後,當初與他同期來到安定醫院的三十個醫學本科生,只剩下了幾個留在這裡。
  醫生的情緒
  精神科醫生為病人診斷時,需要像福爾摩斯一樣細心、縝密,不放過一個細節。在薑濤的剛剛工作的年代,安定的醫生有時為了瞭解一個病人,還要到病人的原籍去做大量“外調查”。薑濤曾經收治過一個從東北來的病人,他在老家的醫院被診斷為腦炎,治療了幾個月後沒有任何好轉,轉院而來。住院以後,薑濤從病人的職業入手,從家屬遮遮掩掩的話里找到了病因:病人是一個銀行職員,平素膽小怕事,但又希望能賺些外快改善家裡的生活,於是動用了銀行的錢私下放貸,卻因為貸款對象還不了錢,做不平賬,擔心東窗事發得了癔病。薑濤讓病人家屬與病人談心,表示家裡無論如何也會幫他把錢補回,幾番勸解之下,病人便神奇康復。
  付冰冰所在的九病區曾經有一個被“丈夫”送來治療的女病人,住院時表現住強烈的“求關註”,每次“丈夫”探視,病情就會好轉許多,“丈夫”離開,病情便急轉直下。病人的情緒起伏在用藥很長一段時間後仍舊沒有好轉,住院醫生們百思不得其解。在一個探視日,一位老專家將“丈夫”單獨拉進一間小屋,一番交談後最後終於讓對方放下戒備,將事情和盤托出:原來他與女病人並非真正的夫妻,而是情人關係。他真正的妻子是一名軍醫,從事建築行業的他在外地承包工程時與情人產生感情,卻因為軍婚無法與髮妻離婚,情感熾烈的情人最終變成了抑鬱症,被他隱瞞關係送到了醫院。
  不過與病人和家屬的溝通也是最讓精神科醫生們感到“無力”的事情。
  在九病區,抑鬱症病人的家屬一般都屬於“高情感表達”(指家屬對家庭成員所表達出來的一系列特定的情感、態度和行為,如過分溺愛、關心、關註、介入或過多的批評、指責),對於醫生期望很高。九病區的住院醫生和護士,都要準備一個講課的PPT,每逢周二、周五的探視時間,要對探視病人的家屬們反覆講解抑鬱症治療的相關知識,讓他們改變對待病人的方式。
  即便如此,效果也並不盡如人意。今年在九病區住院的一個來自農村、在北京上大學的女生,她的母親對醫生的醫囑始終不以為然,一直認為女兒之所以得抑鬱症,“就是學上得太多了,就不應該讀大學”。母親的落後的觀念不只無助於女兒的康復,甚至會加重她的病情。在第一次出院後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癥狀從抑鬱到抑鬱加躁狂。
  “每當看到那些對病人不理不管或發脾氣的家屬,我就特別想吼他們說:難道你不知道他是個病人需要照顧嗎?”付冰冰說,“我們脫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沒什麼不同,會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也會反感破壞別人家庭的小三,病人跟我們開玩笑我們也會很高興,鬱悶時大家關起門來發發牢騷。但我們穿上白大褂,職業就要求我們收起情感好惡,眼中只能有病人,一舉一動要照顧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而在八病區,許多病人因為病癥的嚴重程度已經無法痊愈,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家屬往往表現麻木,除了病人發病時將其送到醫院,便不做其他,甚至對醫囑也不以為然。比如安定醫院封閉的住院病區里,明令禁止病人攜帶一切可以傷人或自戕的東西,但在男病區里,總會有家屬在探視時給抽煙的病人悄悄塞上香煙和打火機,一到夜晚,醫生總會在廁所里聽到噼噼啪啪的點煙聲。
  現在的安定醫院雖然已經不再承擔收容、看護精神病人的責任,但實際上在每一個病區里,都會有幾個被遺棄在這裡幾十年的老病人。在九病區,每逢探視日,就會有一個扎著雙馬尾的中年女病人,搬著小凳子在封閉病房的入口坐下,幫助醫生守在門口。她喜歡將粉色的病號服下擺像舞蹈演員的長下擺襯衫那樣打成結,在病人里格外扎眼,但她的家屬從未在探視日出現過。
  “他們有的父母都沒了,兄弟姐妹會覺得他們出院就會給自己增加負擔,所以從不來探視,只是定期來交上一筆住院費,或者依靠單位的醫保,在這裡占著一張床位。”付冰冰說,每一個病區的住院醫生都是“流水的兵”,這些病人就這樣從一個醫生手上交到另一個醫生手上,“我來這裡時離開的人把他們交給我,等我離開時再把他們交給新的住院醫生。”
  薑濤說起有些傷感:“上半年我們病區剛死了一個在這裡住了幾十年的老病人,他在這裡的時間比我們很多醫生都長。”
  “天才與瘋子只有一念之隔”,精神科醫生也常常因為目睹了太多的天才殞落而感嘆惋惜。在付冰冰的記憶里,有一個曾被維也納音樂學院錄取的鋼琴天才,因為潔癖和強迫症,總是感覺琴鍵很臟無法下手去彈,住院的時候,他會一遍又一遍地在廁所里重覆著沖馬桶、洗手。“如果不得病,他也許又是一個郎朗。”
  薑濤過往的病人里也有這樣的天才,比如一個在金融街供職的精算師,狀態好時,做一個項目,就可以為公司賺幾個億,但後來患病情緒波動到什麼事情都做不了。曾經的數學天才史豐收,去世前也一直在這裡住院治療。
  “要說這個職業對我的影響,我想就是到現在對什麼都見怪不怪了,對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了。”薑濤說,“有時會有一種惰性,不再好奇。不過這種惰性不是專業上的,畢竟專業是吃飯的家伙,也關係到別人的命運。”  (原標題:精神科醫生是如何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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